陈其泰 | 对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思考

如何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编者按：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学术研究，以回应现实的关切。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通过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以构建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乃是我们时代社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建设。没有我们的自主知识体系，就无法科学地解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如何实现的，就无法科学地规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发展，就无法在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巨大提升的背景下树立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自信。作为一切社会科学基础的历史研究，建设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任务更重要、也更紧迫，因为没有基础学科的先行发展，将会制约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如何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理应成为中国历史学研究最重要的学术论题，必须全力以赴。本刊以如何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为题，约请学者从指导理论的与时俱进、总结中国史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加强同哲学学科的交流、借鉴国外史学的优秀成果等方面，发表意见、提出思路。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学者就这一命题发表观点。

对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思考

陈其泰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

史学理论学科对整个历史学科具有指导意义，这是被学术史的大量事实所证明的。回顾已往走过的道路，从中获得智慧和启示，对于当前如何在唯物史观科学原理指导下，努力推进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恢宏的中国历史进程激发我们理论创造的热情

中国是史学发展的沃土，也应该是史学理论创造的沃土。中国有五千多年文明史，连续发展，举世独一无二；中国封建社会历时很长，高度发达，也是世所罕有；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段，社会变动激烈，国内、国际矛盾复杂、交错，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书写了辉煌的篇章；新中国成立也已有七十余年历史，经过曲折起伏，开辟了通向胜利之路，同样具有世界意义。上述每个历史阶段，都有极丰富的理论问题要深入总结，由此激发我们理论创造的热情。我们应把信心鼓得更足！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史学理论研究领域思想解放，学术气氛活跃，呈现极可宝贵的理论创造活力。之所以能够持续出现这种大好局面，主要是由于形成了两大推动力。

一是正本清源，与时俱进。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有众多的学者在根本方向上形成共识：在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前提下从事理论创造。为此，我们花费极大气力做正本清源的工作。首先是坚决肃清教条主义的不良影响。之所以需要大力肃清，是因为教条主义曾经打着“革命”的牌子作祟，致使真假马克思主义混淆了界线。其表现是，在“大跃进”年代及其后一段时间，有的人借口强调阶级分析，排斥运用“历史主义”，不顾时间、地点、条件，将唯物史观原理“贴标签式”地胡乱套用，对史料的忽视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严重违背了研究历史应当重视的尊重史实、搜集材料、考辨史料的根本原则。教条主义的恶劣做法实则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强调从事研究工作必须从事实出发，必须详细占有材料。“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这就说明，唯物史观创始人把掌握确凿而充分的材料，并对材料进行认真考核，视为研究工作的根本前提，力戒凭主观臆断出发，把理论当作现成公式套用的做法。因此，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明确指出：“马克思是最不教条、最灵活的作家。”这就从理论源头上、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上，明确了唯物史观思想体系与教条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事实很清楚，在当时，“教条化”的一度盛行是由于受到政治上“左”的路线影响而造成的。而当国家政治步入常轨，正确的政治路线得到贯彻以后，学术界的局面也就彻底改观，代之以贯彻“实事求是”方针为指导，砸碎思想枷锁，勇于开拓创新，开展民主讨论，因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理论发展的又一动力是坚持唯物史观，发展唯物史观。学者们在理论创新实践中进一步得出共识：唯物史观理论体系是欧洲19世纪大工业时代的产物，从那时至今已经一百多年，时代已大大发展，不论国际或国内都出现了许多新事物，必须在坚持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发展唯物史观。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已经激荡了四十余年，社会状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需要总结新的经验，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学术交流空前活跃，我们在向国外同行推出新成果的同时，无疑要大力吸收新学理，通过交流互鉴，了解国外的新事物、新知识，丰富我们的理论体系。对此，必须有选择、有鉴别地进行，使输入的学理能够为我所用，而不能囫囵吞枣，盲目照搬，亦步亦趋。

当前的环境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创造的极好条件。党和国家为我们营造了最好的环境，鼓励我们勇于创造，鼓励我们通过潜心研究拿出符合继承性和民族性、创新性和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的优秀成果。习近平同志指出：“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他又强调：“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结合新的实际发扬光大。”这些论述使我们更加明确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理论的方向。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的方面很广，下面仅就两个问题提出初步认识。

二、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理论的重要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理论创造获得了一批很有意义的成果，这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基础，应当加以总结和发扬。根据笔者个人读书的印象列举于此，仅限于个人的初步认识，难免有遗漏，亟盼学界同仁予以关注和提出卓见，以求这些来之不易的理论成果能有较为全面、集中的展现。笔者初步列举的共有13项，即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地区发展不平衡性和广大边区封建化进程、中国历史上的王权主义、历史文化认同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大宋史观和“新宋学”观、清朝前期的历史地位、明清时期江南早期工业化、抗日战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枢纽、民主革命时期“中间力量”的作用、中国近代社会进程的基本线索、“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如何理解。

这些理论主张都是当代史学家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探索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创获，由于抓住了关键性问题，凸显了理论的原创性和中国特色，因而对学术研究起到推进作用。理论创造又是十分艰辛的事情，需要占有详尽的资料，需要有远见卓识和创造灵感，有时由于论题重大，涉及的范围甚广，探析和概括很费时日，因此，需要汇集多人的辛劳与智慧。

譬如，关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这是费孝通于1988年8月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时提出的，其主要表述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这段表述揭示了三点。第一，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故此，民族认同意识有两个层次，在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第二，多元一体格局经历了从分散到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起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这一体不再是汉族而成了中华民族，一个高层次认同的民族。第三，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对此，林耀华评价说，在这篇讲演中，费孝通运用了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等方面的丰富资料，深刻追溯了中华民族格局的成因并指出这一格局的最大特点，即一体中包含着多元，多元中拥戴着一体，“从而为我们认识中国民族和文化的总特点提供了一件有力的认识工具和理解全局的钥匙”。他还指出：“在国家的政治统一时，文化多元这个侧面会得到强调并得到合理的体现；而在天下动荡时，政治统一这个侧面又会顽强地上升为各民族普遍认同的当务之急。正是基于这样的体会，我才深深感到‘多元一体’这个概念的提出将大有益于我们今后的学术研究和工作实践。”

这一理论主张之所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固然应主要归功于费孝通本人长期的探索，而同时它又汇集了民族史学界多位学者的智慧而得，其中就有张博泉关于“中华一体”理论的贡献。他于1986年发表了著名论文《“中华一体”论》，此后又相继撰成《“中华一统”论》《“中华一体”观念论》《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等论著，从其研究思路或论点的提炼，都可以证明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有相通甚或契合之处。正如有学者阐释的：“张先生的‘中华一体’的完整表述是‘中华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即国家为一体，民族为多元”；“辽金时由过去以汉族为主统治中原的历史，转变为以北方少数民族为主统治中原的历史，辽金与两宋是以辽金两朝为盟主，南北对峙，同属一家。在不同王朝统治下的各民族又同为一家，但不等于说再无民族的划分”；“辽金在政治上取得优势，统治者已把自己看成与中华无异。汉是中华，契丹、女真也自认为中华，有相同文化的均是中华。辽金与宋互相承认是一家两国，为元朝形成统一的中国，各民族向统一的中国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张博泉的理论精华在于，他认为历史上各民族的统一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趋势，对此，汉族、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都作出了贡献，最终发展为多元一体，其价值观的核心与费孝通的学说是完全一致的。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国家的发展同样是学者们十分关注的问题，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成果是宗周社会礼乐文明和民族文化认同意识的不断增强。杨向奎在《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一书中，高度评价西周“一统天下”的建国规模，并强调以周公为代表创造的西周礼乐文明对于中国文化传统影响至巨，成为促进国家统一向前发展的意识形态，陶冶了中华民族的性格。“没有周公不会有武王灭殷以后的一统天下，没有周公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宗周三百多年的发展迅猛，春秋战国时之灿烂光辉的文明，没有西周的渊源，没有周公的改革是很难想象的……而周孔之道，变作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的华夏之道，华夏文明与周孔创造的礼乐文明，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种文明陶冶了中华民族的性格。”

文化认同理论的成果集中体现在瞿林东主编的《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五卷本，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中。民族文化认同，实质上是中国各民族加强融合的趋势和全国多民族统一不断推进，在文化上和民族意识上的体现，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精神纽带。所谓认同，应包含两项基本内容：一是认同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的历史，共同参与、共同创造，本民族的历史与全中国不断推进统一的历史紧密相连、不可分离；二是认同中原先进文化，由此形成中华各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的不竭源泉，形成多民族统一不断发展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思想基础。中原文化是以汉族为主体、同时又是汇聚了中国其他各族的智慧而共同创造的，是几千年民族不断融合的成果，是各民族优良传统和宝贵智慧的结晶，代表着中华民族共同前进的方向。在历史上，多民族融合的意识形成得很早，多民族的统一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构成一个自然格局，东西南北四周有大海、高山、大漠、急流等形成天然屏障，而中原地区土壤、水利、气候环境优越，很早就发展了农业生产，由此滋养了先进的古代文明，成为周边居民向往之所在和向四周边远地区传播先进文明的中心。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相互交流、融合的趋势，早在远古的新石器时期已开始显示。汉族（先秦时期是华夏族）在多民族统一过程中是起到核心和主导作用的民族。而汉族之所以成为全世界人数最多的民族，其原因即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融合了周边少数民族，因而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故梁启超称汉族系“混血”而成。历夏、商、周三代，华夏族的核心地位开始奠定。春秋初年至战国后期四五百年，民族融合的进程加速了，中原境内及四方许多文化落后的部族相继消失，实际上是融合到不断扩大的华夏族之中。该书展现了几千年文化认同、民族融合的全景图，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是历史的必然。民族文化认同和国家统一，从古代到近代，又经历了质的飞跃。在近代，为了抗击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各族儿女在浴血战斗中更加认识到中华民族全体的共同利益，更加自觉地加强民族间的相互支持和团结统一，这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抚今追昔，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全民族的坚强团结，同心同德，协同努力，是我们事业胜利的保证。

该书从世界历史的背景下考察中国民族文化认同的特点，刘家和撰写的第五卷“导论”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中国殷商之际，经历了王朝兴亡的巨变，与世界上其他地方因王朝兴亡而产生断裂不同，商、周之际在王朝更替中确切地表现出历史文化认同。“周人自己承认与殷商在政治上有先后继承的关系。”在周初的文告里，“周公一再说明，夏曾经有德，因而有天下，后世夏王失德，从而失去民心，于是有商之代夏；商因有德而有天下，也是由于后世商王失德，从而失去民心，才有周之代商。失德就失去民心，失去民心就失去天命，夏商以来，一贯如此。”周初这种对历史的认识的价值，“对于中国历史文化认同的传统具有开山的意义，在人类的认识史上也是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的”。书中又论述秦汉的统一与同为公元前1000年代建立的亚述帝国、波斯帝国等的不同。概言之，后者仅能算是“武力的征服”，而秦汉帝国则是“武力的统一”。其理由，秦统一六国，“从它们的来源上说，原先却有一个共同的渊源——都是周王室的诸侯”。再者，“在秦统一六国及汉再统一以前，在中原大地上居住的基本已经是同一民族，即华夏族”。因此，“在中国古代，统一基本上是统一民族的统一，而在其他古国，则是对于不同民族的征服”。书中这类论述，堪称视角新颖，立论坚实，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中国近代社会进程的基本线索”理论，对认识近代社会运动的本质有重大意义。鸦片战争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近110年的历史具有极不平常的意义，中国从社会衰败到像巨人般屹立于世界东方，其间走过的道路波澜壮阔而又腾挪跌宕，问题异常复杂。如何总结其演进的规律和历史进程的基本线索，不但对于科学地说明这百余年间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且对于正确回答新中国成立后为什么要走这样的道路，都有重要的意义。关于“中国近代社会进程的基本线索”这一课题的探索，自20世纪50年代以降，经过几代学人的探索，出现过两次讨论热潮。

20世纪50年代是第一次热潮。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后引起学术界的讨论，有多位学者发表意见，都是以1840年至1919年有过几次革命高潮为关注的重点。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胡绳的三高潮七阶段说；章开沅的三阶段说；范文澜的四阶段说，来新夏也主张四阶段说，但具体划分阶段的意见又略有不同。当时正处于伟大的民主革命刚刚结束之后，学术界讨论近代历史进程基本线索时，更多地重视反帝反封建斗争这条主线，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开始关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即从近代化这一线索来做分析。范文澜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在1955年发表的《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文中，就重视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推动近代社会前进的重要视角，并对近代资产阶级在不同时期的作用作了积极的评价。不过这一意见在当时并未得到人们的重视。

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学术界解放思想，现实的现代化建设实践带来直接的启发和推动，资本主义发展和近代化进程这一线索自然地得到更多研究者的关注，因此，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讨论的第二次热潮。至此，时代环境较前已大有不同。一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国家的总方针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对外开放，集中全力进行现代化建设；二是学术研究领域得到大大拓展，过去基本上偏于政治史的探讨，至此则由政治史推向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因此，学者们的探索有了新视角，提出了新观点，主要特点是强调应当重视近代史时期资本主义发展和推进近代化这一基本线索。

李时岳强调要重视近代史上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的意义，因此，应以资本主义运动（包括经济和政治两方面）作为主要线索来考察中国近代发展进程，认为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陈旭麓划分近代史线索的着眼点，是在坚持中国近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前提下，特别关注其过渡性特点和近代化由萌发到逐步壮大的进程，尤其关注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微弱发展与逐步成长。

刘大年则提出“两个基本问题”的看法，这是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革命高潮视角和近代化视角两种观点的整合。他把整部中国近代史概括为“两个基本问题”，一是民族不独立，要求从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工业化、近代化。两个基本问题息息相关，贯穿始终。他论述说：这两个基本问题是什么关系呢？“它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不是各自孤立的。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没有近代化，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

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讨论，至八九十年代的学术争鸣，可以认为，以刘大年为代表的“两个基本问题”作为考察近代历史基本线索的看法，论述更加全面，能够涵盖更广泛的内容，因为它不仅坚持了“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历经近一个世纪社会实践和学术研究的检验、证明其正确性的理论，而且吸收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从政治史扩大到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的新认识，故此，可以视为学术界经过长期研究和讨论取得的重要成果。

以上简略论述改革开放以来对于历史学科发展具有重要创新意义的理论主张，尽管尚不全面，但已证明中国学人学术创新的勇气、态度之认真、讨论之深入和追求真理态度之执着，对此，学界必须大力发扬。

三、加强历史学各个领域理论成就的总结

推进新时代史学理论体系建设，还必须加强对历史学各个领域创新理论的总结。这些领域包括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等，这里仅以史学史这一分支学科的理论创新成果为例做简要分析。

发掘传统史学资源，实现创造性转化，发挥其当代价值，对于推进理论建设有特殊的意义。中国古代史书编纂中凝聚着我们祖先高度的智慧和杰出的创造精神。以往有人认为历史编纂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这是很不恰当的。实际上，历史编纂是史家之才、学、识的集中体现。白寿彝对历史编纂学在史学上具有的重要地位有过科学的界定。他说：“史书的编纂，是史学成果最便于集中体现的所在，也是传播史学知识的重要途径。历史理论的运用，史料的掌握和处理，史实的组织和再现，都可以在这里见个高低。刘知幾所谓才、学、识，章学诚所谓史德，都可以在这里有所体现。”因此，历史编纂是表明一个时代史学发展达到何等水平之标志。当前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把其中的具有超越时空价值的范畴、命题和成就揭示出来，阐明其当代价值，以丰富史学理论学科的建设，并且发挥其对于当代史书编纂的借鉴、启示作用。初步的考虑，“历史编纂”的基本构件，应有史学家的历史观点、史书体裁的特点、史料的采择、体例的运用等项，都值得从理论上加以总结。而最为核心的构件，是史学家的编纂思想，为了推进对传统史学遗产的挖掘，首先应当把“编纂思想”作为核心环节。其内容应主要包括：1.史学家著史立意，最著名者，如司马迁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光之“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2.史学家对客观历史进程的理解并在史著中努力加以凸显的，如司马迁理解中国历史是不断走向统一的进程，中原民族与周边民族联结一体，撰写历史应当勇于对当代社会问题表达自己的见解；3.史学家为了达到再现客观历史的复杂进程，如何精心运用体裁形式和体例上的处理；4.史学家的编纂思想如何与社会环境、时代条件息息相关。白寿彝所言历史编纂“是史学成果最便于集中体现的所在”，“历史理论的运用，史料的掌握和处理，史实的组织和再现，都可以在这里见个高低”，均须通过史学家编纂思想的确定和运用而得以实现。

《史记》是一部享誉中外的不朽巨著，其编纂思想堪称深邃、丰富、精彩，仅就“如何精心地运用体裁形式和体例上的处理”这一项，其成就和价值即有诸多方面。为了节省篇幅，我们仅从中总结、提炼出“多维历史视野”这个命题略作阐释。司马迁创立的体裁实现了中国史学的巨大飞跃，其深远影响长达两千多年。先秦主要史书体裁是编年体，以《春秋》《左传》为代表。年代先后线索清楚，叙述简洁，避免重复，是编年体体裁的突出优点。其缺点是，主要着眼于记载政治、军事大事，有关典章制度、社会生活的丰富内容难以安排进去。如遇到叙述一个事件延续多年，则前后隔越数卷，不相连贯。《史记》则创造了“五体”结合的纪传体裁，容量广阔，诸体配合。在内容上，贯彻了“通古今之变”的指导思想，从五帝时代一直写到汉武帝。本纪是全书的纲领，记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项大事，其余表、书、世家、列传都围绕本纪展开，作为对本纪的补充。各个部分互有分工，又有机结合，使全书成为一个整体。清代史学家赵翼十分重视《史记》体裁囊括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包涵极其丰富的气魄，称誉其创造了记载一代全史的雄伟规模，曰：“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赵翼所论确实道出了司马迁创立的体裁的真价值。今人史学评论文章中每每提出要“宏大叙事”“全景式著史”，或许《史记》的体裁和内容才真正能够与之相符。司马迁的体裁创造，实则包含着深刻的哲理思考。《史记》“五体结合”的史书形式能够成立的内在依据和成功的奥秘，就是多维度、多视角、多方位地观察和叙述历史。换言之，司马迁的著史目的是要使读者明了事件发生、演变的年代先后，了解历史变局的因果关系，睹见人物这一历史创造主体的活动和风采，同时又能知晓治理国家和传承文明所依赖的各种典章制度和复杂的社会情状。“多维历史视野”是一种抽象的概括，以此可以更清晰地揭示司马迁在哲理高度和认识本原上，发现、掌握了如何再现客观历史进程的根本要领和途径。这是司马迁杰出创造才能在哲学思维上的体现，是笼罩《史记》全书的哲学光华。惟其成功地运用了多维历史视野，而非单线式、单角度的观察，他呕心沥血著成的《史记》才为我们展现了华夏民族有史以来全景式的、丰富的、生动的画卷，有血有肉，内涵深刻，令读者百读不厌。正因为“多维历史视野”符合从广度和深度再现客观历史进程的需要，因此，《史记》体裁不仅成为传统史家著史之“极则”，而且进入20世纪以后，成为梁启超、章太炎设计以“新综合体”撰著中国通史的原型。白寿彝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在编纂体裁上恰当继承了《史记》运用“多维历史视野”、五体配合的宏大格局，同时根据时代的需要进行改造和再创造，创设了“序说”“综述”“典志”“传记”互相配合的体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而被誉为“20世纪历史学界的压轴之作”。

《史记》的多维历史视野堪称司马迁杰出成就的缩影，具有深邃的哲理，指明实现“立体式”著史的成功之路，因而其影响力达二千余年。通过上面的梳理、阐释，更能证明抓住“编纂思想”这一关键问题对于拓展学术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推进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是新时代历史学发展的迫切需要。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向，中国历史发展的壮阔道路和生动史实为我们提供了广泛的研究课题，中国史学的优良遗产为我们提供了思想营养。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努力发掘和总结历史学整体层面和诸多分支领域层面的课题，做出精当的概括，为发展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和增强“文化自信”贡献力量。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3期，注释从略

投稿网址：

http://sxllyj.ajcass.org/